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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转型、政治争论和自由的救赎(组图)

2017-11-24 17:30

转型、政治争论和自由的救赎

by严搏非

季风书园创办人,三辉图书总策划

2011年年尾那几天,有如下事情发生:哈维尔去世,接着,金正日死了。一周以后,高华去世。那个时候,广东乌坎的村民自治正处在关键的时刻。而2012年,就这样来了。

关于“转型”和“威权”

2012年读的第一本书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大转型的社会理论》。这本书说的是苏联东欧从1989年以后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社会大转型以及各种用以解释这些转型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官僚制、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趋同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等。但无论怎么概括,当你慢慢往下读的时候,依然会深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先从1989年的崩溃说起。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认为,苏东共产主义制度的溃败完全支持了斯考切波的“革命模式”,即极权主义的瓦解并非由于经济或军事的理由,而在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这个论述无疑是极有见地的。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合法性资源”首先来源于统治者与人民的缔约,当鼎革之初的约定被反复篡改而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时,极权主义的政府往往很难有重新缔约的勇气和决心,因为这意味着大量利益的丧失。同时,极权统治也常常给统治者造成错觉,当他们面对大面积的麻木和冷漠时,他们会误以为人民的忍耐是可以持久不变的,这也是一旦溃败发生常常不可收拾的原因。而且,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无限政府而言,它则必须对应可以无限问责的人民,因而,“合法性资源”只要丧失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所面对的清算也将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与它自身没有时空限制的执政宣称相同。

在“马克思与韦伯”一节中,作者是如此引用韦伯的:“正如韦伯坚持认为的那样,一旦科层化在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只有整个系统坍塌才能终结这一过程”。由于极权社会随着时间的推演,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被官僚制代替,而极权制与科层化的结合则形成了韦伯当年预言俄国革命时说的“官僚专制”,这使得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常常很难形成。然而,韦伯早在1919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一坍塌,韦伯当时给年轻的共产党员卢卡奇写信警告说:鲁莽的俄国实验将会在一百年内夺走社会主义的声望和权威。实际的情况与韦伯的预言有30年的误差,然而结果则完全一致。

转型研究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大类,国内这些年已经出了不少,包括这个领域一些大师级的作品,像林兹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奥唐奈和施密特都是这个领域的一流大师,当然,“大师”也常常有不靠谱的事情,对于社会转型如此复杂的历史过程,想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成功地预言一个威权社会何时崩溃,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所以,现在的转型研究大部分都谨慎地将自己限制在对一些已有案例的归纳和描述上,但对我们来说,仅看这些描述,也非常有意义。

此书的第五章“公民社会的复苏(以及重塑公共空间)”和第六章“举行选举(并引起党派之争)”,可能就特别有意义。公民社会的复苏也是我们这里近年来常常说起的一个话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将其定义为:“当(当权的)温和派压过了强硬派,开始扩展个人权利,并开始与某些反对派谈判的时候,一次巨大的动员就很可能发生”,这时,便是公民社会复苏了。其实,公民权利的每一步扩张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的,革命除外。比如自下而上的乌坎。这是因为,“复苏所面对的是威权主义体制下已经成功地被去政治化并原子化的社会。通过肉体压迫、意识形态控制和选择性激励,政权成功地迫使大多数民众专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标”。而“通过将公民权边缘化和压迫政治认同,威权统治者成功地摧毁了自发组织和自主定义的政治空间,并用国家控制的伪公共领域来代替它们”,即所谓“被引导的公共领域”。因而,自然地,公民社会在任何意义上的复苏,首先必须撕破原来虚假的“默认的共识”,重新政治化并塑造新的集体认同。这两章的叙述中例举了一些一般的过程,比如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带头表达、现存体制表现出明显的失败、企业家对转型的公开支持、人权团体的作用等等,然后,最终,一个关键的事件和时刻到达:举行选举。此书不足十万字,若挑着读,大约两小时就能读完,还是很值得的。

关于政治争论

2012年,是近几年各种意见、各种政治争论的高峰,按说是个极好的获取共识的机会,但没有。左中右各种意见,各执一端,水火不容。

我们来看看人家是怎么进行政治争论的。北大出版社2012年新出了一本《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这是德沃金2006年的书。德沃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危机时期,反恐战争及其所带来的政府权力的扩大以及对个人的侵犯,伤及了现代民主政治中正逐渐成熟的多元平等观念甚至被认为出现了走向极权的危险,美国社会呈现出战后从未有过的分裂。德沃金对此有极深的担忧,他积极地介入争辩,这本书便是他为当时分裂的社会设定的若干最为基本的争辩的议题,这些议题是一些即便是最为对立的敌手也无法否认的价值,由此,这些价值就可以构成借以讨论的平台。德沃金认为,每当政治共同体对问题发生重大分歧的历史时刻,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回到初始的共识中去,哪怕这些共识只具备很低的标准。通过对共识的阐释、分析和论辩,寻求达成新共识的答案。这一情况与今天的中国有某种不同性质的类似,尽管我们在初始点的共识可能极为模糊和薄弱,但我们有德沃金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前两年,当我们这里各种关于中国道路和问题的分歧日渐显明的时候,钱永祥先生曾向我推荐过此书,当时永祥在信中说,“前信中我提到德沃金的小书。他以美国几十年来的红蓝争议(即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议)为例,显示根本价值如何联系到原则、制度、政策等等层次的争议,正是宏观与微观之间有机联系的具体例子”。而这里的关键,则是“要考验价值意识是否清晰”,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纲领政治方案,究竟是为什么终极价值服务的?是否存在一个总体的“进步诉求”?德沃金这本10多万字的小册子,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争辩的范例。

另一本可以用作政治争论参照资源的是赫希曼的《反动的修辞》。虽然重庆事件发生以后有不少活跃的左翼理论家一度失声,但他们那种用似是而非的修辞颠覆历史并进而虚构现实政治过程的叙述依然层出不穷。赫希曼这本《反动的修辞》,恰好是识别各类“反动修辞”时的极好的资源。

赫希曼是位非常睿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谈论问题准确、清晰,从不拖泥带水。国内译出过他三四种著作,都是不厚的小册子,但每一本都令人佩服。这本《反动的修辞》也同样如此。赫希曼分析的“反动”针对的是历史上人权状况发生重大进步的三个阶段,正好依次发生在最近的三百年。第一个是18世纪为了确认公民权利的斗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司法公平以及涉及到个人自由的其他方面”,这段历史对应的是由自然法观念而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及通过流血建立的“人权”;第二个发生在19世纪,是为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的结果,是普遍的政治参与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属性;第三个则是20世纪的后半叶,历史的演进将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在政治实践上承认,“最低限度的教育、医疗、经济福利和安全同公民身份的公民政治属性一样,都是文明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显然,这三百年,在对公民身份和权利的承认及确立上,有着可以测度的、不断扩大的进步。前两个进步,在欧美乃至大部分的东亚国家都已经实现,前年的阿拉伯之春更证明了“人的自由权利”是与任何文化特殊性无关的、可以普遍化的进步的文明原则,而第三项进步,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在表面上,它甚至与金融危机有某种关联,但其已有的成果和寻求普遍善的雄心,却是清晰可见的。那么,既然前两项可以在当时的各种“反动修辞”下依然达成,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预期更大的进步并抱有希望呢?赫希曼这本书就专门为如何辨识这些试图阻止进步的“反动修辞”而作。他将各类似是而非、貌似深刻的反动修辞归纳为三种类型:悖谬命题、危险命题和无效命题。并以大量的例证对这三种反动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然后,赫希曼说,明显地,“反动命题仅仅是一系列虚构的、高度两极分化的争论中的极端言论而已”。我们可以试试将这些论述形式对照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政治争论,比如:“政治改革将会带来社会动荡”;又比如:“中国人的民智尚未开化,现在搞民主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出现暴民政治”,等等。当然,新左派们会有一些更巧妙的反动修辞,但上述这些,都已经是典型化的“悖谬命题”了。这种“命题”的最一般做法就是:论证改革的行动将产生与宣称的和追求的目标适得其反的结果。即:“推动社会向某一方向前进的努力将导致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这种论证简单有力,总能找到某些证据,还能让人感到其深刻老成,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反动修辞”。诸位,警惕啊!

2012年年初的《沉疴遍地》也与政治讨论相关,只是它涉及更大的全球性命题。《沉疴遍地》是托尼·朱特临终前的遗作,他以极大的毅力克服病痛,在病床上将他对这个世界一生的以及最后的洞察告诉世人。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在美国的公共电台对公众广播,激起极大的反响,出版之后,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但所有这些,都不及你认真地读它。几乎每一段,都能激起你与他的对话,赞成或反对,但从根本上,托尼·朱特的“重新回到政治讨论”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托尼·朱特是欧洲思想史出身的政治学家,在这本书里,为了叙述今天的问题,他拉了一条极为清晰的从一战以来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路线。这使得这本书的问题的提出变得极为坚实。从一战、大萧条以后世界性的向左转,带来了美国的“新政”和二战以后欧洲的福利国家,但后来,1989年,有了左翼乌托邦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和新全球化开始。资本越出了国界不再受国家规范,而个人,在绝对的个人权利下则陷入空虚和无目的的迷惘。那个乐观的、知道“如何改造世界”的时代过去了!朱特的“重回政治讨论”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甚至无法进行政治讨论!

在面对一个全新问题的全新时代,我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20世纪,我们所有的批判意识都还来自于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我们甚至无法对今天的问题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批判意识。所以,托尼·朱特说:我们需要一场知识革命。(就像每一个大时代到来的时候那样,需要知识的“范式”转换。)托尼·朱特是在病榻上完成这本书的,我们可以想象,朱特躺在病床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柔和地洒进房间,他一边口述,一边回忆他自己50年代和60年代,“那个美好的年代”。可以想见,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反思可以有多么精彩,因为他有足够的知识供他调用,而朱特又恰好是其中最合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有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岔,一个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尤其是伯恩斯坦等人根据当时欧洲日益改善的工人阶级状况,主张放弃暴力革命,并提出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一个则是列宁主义的横空出世,他主张以少数职业革命家的密谋组织“先锋队”来夺取政权,并以恐怖手段建立对全体人民进行统治和改造的“党国”,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

这段历史其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很重要,因为191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就落在了列宁主义的这支分叉上,国共革命都由此而来,而我们今天的各种“反思”,却少有从这个源头开始,甚至,似乎不断地在回避这个源头。2012年年尾读到的这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在某个合适的视角下,恰好构成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本书非常详尽和系统地将1917年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评做了完整的叙述,在时间上几乎拉到了当下,它甚至还包括60年代中共对苏共的论战,当然,作者认为,那是一个从更左的立场对苏共的批评。

书中的前几章是关于这个源头的争论,考茨基、罗莎·卢森堡等等,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批评。这些批评在今天看来尤为精彩,虽然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在后来竟如谶言般成为现实。比如卢森堡就反复指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导致的绝不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更不会是一个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后的人民国家,它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包括专政无产阶级自身。它的进一步发展,则“只不过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杀人质,等等”。这些,几乎直接预言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中国1949年后某些时期的状态。印象中这本书的同类型著作有一本《马克思的复仇》,200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书将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运动作对照式的分析,有更强的理论性。记得当时还推荐给不少朋友读。

阿伦特是对当下中国有着特别意义的思想家,但她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她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她对极权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研究,她所揭示出的“平庸的恶”,在彰显着我们至今未能走出的处境。然而在这处境中,我们依然是有希望的,我们仍可循着阿伦特的线索进行最后的反思,对抗“道德的败坏”并“积极生活”。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资源。此外,阿伦特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那就是她对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的追究:为什么像斯大林主义这样的骇人听闻之物会产生于代表着西方最人道的政治理想的激进运动?而且,这场运动中还包括了许多品德高尚令人钦佩的人物?这同时又是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特殊的道德问题:由于左派极权主义的恶行与极端政治理想主义相联,导致了许多误入歧途的“革命同路人”去宽恕这些罪行。这里,马克思主义自身隐藏的思想陷阱又是如何通过复杂的环节连接到列宁—斯大林主义,转换成席卷20世纪的左派极权主义的?这些,都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的巨大工作,这些工作散在《人的境况》、《论革命》、《过去和未来之间》以及大量的手稿中。再读阿伦特,实在是非常必要的。玛格丽特·卡诺凡所著的《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是2012年很有分量的政治学出版物,此书令人信服地帮我们梳理了阿伦特最重要的作品和她的思想逻辑,可惜,关注不够。

思想和历史

北京三联隔了十年再出“公共论丛”第八辑,这份从容的姿态令人佩服(虽然也可能是编者的原因),完全没有急急忙忙似乎明天太阳就不再升起的焦虑。但我们满大街去看,从容二字几乎绝迹,人人都那么“进取”、“焦虑”。好像这不是盛世,而是末世。

这本第八辑的题目是《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简单地讲,就是一般所称的“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英美传统主要是指由苏格兰启蒙以来的英美的自由主义,欧陆传统则主要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理性建构式的现代政治。仔细地往里面看,又有许多复杂的脉络,编者写了篇很长的“写在前面”打算比较仔细地交代这些脉络,也很清楚漂亮,但在我看来,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的差别,在根本上不是来源于思想内部的差别,而在于外部社会历史境遇的差异。对于没有新教革命的法国大陆而言,现代性无法自然形成,必得通过革命,从而,理性式的建构就是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现代性不可放弃的一个选项,虽然我们都希望改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陆传统下的“积极自由”自有其深刻的意义。所以托克维尔才会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但并不是社会的全部。社会永远不会将权力完全交给国家,社会自身将永远保持政治的维度,所以现代社会需要积极的公民,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法国如此,那么其他文明比如中国的现代性,又该如何呢?《农民公民权研究》一书有点意思,似是国内首部开宗明义讨论农民公民权的著作。作者是位年轻的博士,叫张英洪。这本书考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农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之下的农民身份,继而主张中国实行宪政,让中国农民拥有宪政下的公民权,从而解决农民问题。意思确实很好。

在很长时间内,农民问题差不多就是中国问题,即使到了今天,城镇化比例已经超过50%,农民问题依然可以近似地等于中国问题。原因无他,除了农村的六七亿人口,2.5亿的农民工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老友朱小平最近在做一个“农民经济学”的研究,其中有个分析很漂亮。他说农民工的权利身份与他的肉身是分裂的,进城务工的,只是他的劳动力,他的人格权利仍在乡村,并没有一个完整政治人格的农民工。2.5亿分裂的个体,文明史上的中国奇迹是以如此大规模的反文明来实现的。所以,张英洪将农民问题归结为公民权的问题肯定是对的,也就是“自由人的平等权利”。

最后,关于自由的救赎

周濂的《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可以呼应我们上面谈到转型困难时的“默认的共识”。这本书年终被众多媒体评为年度好书,自有其当下的意义。

就在这篇用作书名的短文“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周濂讲了当革命乌托邦崩溃,大家都认为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的时候,齐泽克在上海演讲(2010年)时讲了一个故事:“在欧洲,我们有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大家都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于是周濂接着说:其实“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而且,“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这篇文章大约2000字,适合“全民阅读”。

集子中最后一篇是唯一的长文,大约6000字,题目是《革命的窄门》,这是2012年初韩寒著名的“三篇”在网上热传后写的。周濂在这篇文章中最好地而且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他想要的价值,以及他所认为的实现价值的“对”的路。这篇文章才华横溢,在结尾处,周濂写道:现代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门是一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此门中过,则必陷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自由”,才能造就伟大的公民,造就伟大的社会,自由,是一切进步的真谛。自由的救赎,大约才是2012最重要的基调。这样的读物,还有《乡关何处》、《半生为人》等等。

最后,我想向2012年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写完但未能出版的图书和作者们致敬,他们让我们对2013年尚未发生的阅读抱持更大的期待。谢谢他们!

by严搏非

季风书园创办人,三辉图书总策划

2011年年尾那几天,有如下事情发生:哈维尔去世,接着,金正日死了。一周以后,高华去世。那个时候,广东乌坎的村民自治正处在关键的时刻。而2012年,就这样来了。

关于“转型”和“威权”

2012年读的第一本书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大转型的社会理论》。这本书说的是苏联东欧从1989年以后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社会大转型以及各种用以解释这些转型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官僚制、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趋同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等。但无论怎么概括,当你慢慢往下读的时候,依然会深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英)威廉·乌斯怀特 拉里·雷/著

(英)威廉·乌斯怀特 拉里·雷/著吕鹏 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先从1989年的崩溃说起。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认为,苏东共产主义制度的溃败完全支持了斯考切波的“革命模式”,即极权主义的瓦解并非由于经济或军事的理由,而在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这个论述无疑是极有见地的。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合法性资源”首先来源于统治者与人民的缔约,当鼎革之初的约定被反复篡改而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时,极权主义的政府往往很难有重新缔约的勇气和决心,因为这意味着大量利益的丧失。同时,极权统治也常常给统治者造成错觉,当他们面对大面积的麻木和冷漠时,他们会误以为人民的忍耐是可以持久不变的,这也是一旦溃败发生常常不可收拾的原因。而且,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无限政府而言,它则必须对应可以无限问责的人民,因而,“合法性资源”只要丧失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所面对的清算也将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与它自身没有时空限制的执政宣称相同。

在“马克思与韦伯”一节中,作者是如此引用韦伯的:“正如韦伯坚持认为的那样,一旦科层化在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只有整个系统坍塌才能终结这一过程”。由于极权社会随着时间的推演,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被官僚制代替,而极权制与科层化的结合则形成了韦伯当年预言俄国革命时说的“官僚专制”,这使得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常常很难形成。然而,韦伯早在1919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一坍塌,韦伯当时给年轻的共产党员卢卡奇写信警告说:鲁莽的俄国实验将会在一百年内夺走社会主义的声望和权威。实际的情况与韦伯的预言有30年的误差,然而结果则完全一致。

转型研究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大类,国内这些年已经出了不少,包括这个领域一些大师级的作品,像林兹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奥唐奈和施密特都是这个领域的一流大师,当然,“大师”也常常有不靠谱的事情,对于社会转型如此复杂的历史过程,想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成功地预言一个威权社会何时崩溃,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所以,现在的转型研究大部分都谨慎地将自己限制在对一些已有案例的归纳和描述上,但对我们来说,仅看这些描述,也非常有意义。

此书的第五章“公民社会的复苏(以及重塑公共空间)”和第六章“举行选举(并引起党派之争)”,可能就特别有意义。公民社会的复苏也是我们这里近年来常常说起的一个话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将其定义为:“当(当权的)温和派压过了强硬派,开始扩展个人权利,并开始与某些反对派谈判的时候,一次巨大的动员就很可能发生”,这时,便是公民社会复苏了。其实,公民权利的每一步扩张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的,革命除外。比如自下而上的乌坎。这是因为,“复苏所面对的是威权主义体制下已经成功地被去政治化并原子化的社会。通过肉体压迫、意识形态控制和选择性激励,政权成功地迫使大多数民众专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标”。而“通过将公民权边缘化和压迫政治认同,威权统治者成功地摧毁了自发组织和自主定义的政治空间,并用国家控制的伪公共领域来代替它们”,即所谓“被引导的公共领域”。因而,自然地,公民社会在任何意义上的复苏,首先必须撕破原来虚假的“默认的共识”,重新政治化并塑造新的集体认同。这两章的叙述中例举了一些一般的过程,比如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带头表达、现存体制表现出明显的失败、企业家对转型的公开支持、人权团体的作用等等,然后,最终,一个关键的事件和时刻到达:举行选举。此书不足十万字,若挑着读,大约两小时就能读完,还是很值得的。

关于政治争论

2012年,是近几年各种意见、各种政治争论的高峰,按说是个极好的获取共识的机会,但没有。左中右各种意见,各执一端,水火不容。

我们来看看人家是怎么进行政治争论的。北大出版社2012年新出了一本《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这是德沃金2006年的书。德沃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危机时期,反恐战争及其所带来的政府权力的扩大以及对个人的侵犯,伤及了现代民主政治中正逐渐成熟的多元平等观念甚至被认为出现了走向极权的危险,美国社会呈现出战后从未有过的分裂。德沃金对此有极深的担忧,他积极地介入争辩,这本书便是他为当时分裂的社会设定的若干最为基本的争辩的议题,这些议题是一些即便是最为对立的敌手也无法否认的价值,由此,这些价值就可以构成借以讨论的平台。德沃金认为,每当政治共同体对问题发生重大分歧的历史时刻,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回到初始的共识中去,哪怕这些共识只具备很低的标准。通过对共识的阐释、分析和论辩,寻求达成新共识的答案。这一情况与今天的中国有某种不同性质的类似,尽管我们在初始点的共识可能极为模糊和薄弱,但我们有德沃金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王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前两年,当我们这里各种关于中国道路和问题的分歧日渐显明的时候,钱永祥先生曾向我推荐过此书,当时永祥在信中说,“前信中我提到德沃金的小书。他以美国几十年来的红蓝争议(即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议)为例,显示根本价值如何联系到原则、制度、政策等等层次的争议,正是宏观与微观之间有机联系的具体例子”。而这里的关键,则是“要考验价值意识是否清晰”,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纲领政治方案,究竟是为什么终极价值服务的?是否存在一个总体的“进步诉求”?德沃金这本10多万字的小册子,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争辩的范例。

另一本可以用作政治争论参照资源的是赫希曼的《反动的修辞》。虽然重庆事件发生以后有不少活跃的左翼理论家一度失声,但他们那种用似是而非的修辞颠覆历史并进而虚构现实政治过程的叙述依然层出不穷。赫希曼这本《反动的修辞》,恰好是识别各类“反动修辞”时的极好的资源。

赫希曼是位非常睿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谈论问题准确、清晰,从不拖泥带水。国内译出过他三四种著作,都是不厚的小册子,但每一本都令人佩服。这本《反动的修辞》也同样如此。赫希曼分析的“反动”针对的是历史上人权状况发生重大进步的三个阶段,正好依次发生在最近的三百年。第一个是18世纪为了确认公民权利的斗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司法公平以及涉及到个人自由的其他方面”,这段历史对应的是由自然法观念而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及通过流血建立的“人权”;第二个发生在19世纪,是为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的结果,是普遍的政治参与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属性;第三个则是20世纪的后半叶,历史的演进将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在政治实践上承认,“最低限度的教育、医疗、经济福利和安全同公民身份的公民政治属性一样,都是文明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显然,这三百年,在对公民身份和权利的承认及确立上,有着可以测度的、不断扩大的进步。前两个进步,在欧美乃至大部分的东亚国家都已经实现,前年的阿拉伯之春更证明了“人的自由权利”是与任何文化特殊性无关的、可以普遍化的进步的文明原则,而第三项进步,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在表面上,它甚至与金融危机有某种关联,但其已有的成果和寻求普遍善的雄心,却是清晰可见的。那么,既然前两项可以在当时的各种“反动修辞”下依然达成,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预期更大的进步并抱有希望呢?赫希曼这本书就专门为如何辨识这些试图阻止进步的“反动修辞”而作。他将各类似是而非、貌似深刻的反动修辞归纳为三种类型:悖谬命题、危险命题和无效命题。并以大量的例证对这三种反动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然后,赫希曼说,明显地,“反动命题仅仅是一系列虚构的、高度两极分化的争论中的极端言论而已”。我们可以试试将这些论述形式对照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政治争论,比如:“政治改革将会带来社会动荡”;又比如:“中国人的民智尚未开化,现在搞民主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出现暴民政治”,等等。当然,新左派们会有一些更巧妙的反动修辞,但上述这些,都已经是典型化的“悖谬命题”了。这种“命题”的最一般做法就是:论证改革的行动将产生与宣称的和追求的目标适得其反的结果。即:“推动社会向某一方向前进的努力将导致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这种论证简单有力,总能找到某些证据,还能让人感到其深刻老成,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反动修辞”。诸位,警惕啊!

(美)托尼·朱特/著

(美)托尼·朱特/著杜先菊/译新星出版社

2012年年初的《沉疴遍地》也与政治讨论相关,只是它涉及更大的全球性命题。《沉疴遍地》是托尼·朱特临终前的遗作,他以极大的毅力克服病痛,在病床上将他对这个世界一生的以及最后的洞察告诉世人。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在美国的公共电台对公众广播,激起极大的反响,出版之后,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但所有这些,都不及你认真地读它。几乎每一段,都能激起你与他的对话,赞成或反对,但从根本上,托尼·朱特的“重新回到政治讨论”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托尼·朱特是欧洲思想史出身的政治学家,在这本书里,为了叙述今天的问题,他拉了一条极为清晰的从一战以来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路线。这使得这本书的问题的提出变得极为坚实。从一战、大萧条以后世界性的向左转,带来了美国的“新政”和二战以后欧洲的福利国家,但后来,1989年,有了左翼乌托邦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和新全球化开始。资本越出了国界不再受国家规范,而个人,在绝对的个人权利下则陷入空虚和无目的的迷惘。那个乐观的、知道“如何改造世界”的时代过去了!朱特的“重回政治讨论”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甚至无法进行政治讨论!

在面对一个全新问题的全新时代,我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20世纪,我们所有的批判意识都还来自于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我们甚至无法对今天的问题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批判意识。所以,托尼·朱特说:我们需要一场知识革命。(就像每一个大时代到来的时候那样,需要知识的“范式”转换。)托尼·朱特是在病榻上完成这本书的,我们可以想象,朱特躺在病床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柔和地洒进房间,他一边口述,一边回忆他自己50年代和60年代,“那个美好的年代”。可以想见,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反思可以有多么精彩,因为他有足够的知识供他调用,而朱特又恰好是其中最合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有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岔,一个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尤其是伯恩斯坦等人根据当时欧洲日益改善的工人阶级状况,主张放弃暴力革命,并提出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一个则是列宁主义的横空出世,他主张以少数职业革命家的密谋组织“先锋队”来夺取政权,并以恐怖手段建立对全体人民进行统治和改造的“党国”,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

这段历史其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很重要,因为191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就落在了列宁主义的这支分叉上,国共革命都由此而来,而我们今天的各种“反思”,却少有从这个源头开始,甚至,似乎不断地在回避这个源头。2012年年尾读到的这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在某个合适的视角下,恰好构成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本书非常详尽和系统地将1917年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评做了完整的叙述,在时间上几乎拉到了当下,它甚至还包括60年代中共对苏共的论战,当然,作者认为,那是一个从更左的立场对苏共的批评。

书中的前几章是关于这个源头的争论,考茨基、罗莎·卢森堡等等,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批评。这些批评在今天看来尤为精彩,虽然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在后来竟如谶言般成为现实。比如卢森堡就反复指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导致的绝不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更不会是一个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后的人民国家,它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包括专政无产阶级自身。它的进一步发展,则“只不过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杀人质,等等”。这些,几乎直接预言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中国1949年后某些时期的状态。印象中这本书的同类型著作有一本《马克思的复仇》,200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书将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运动作对照式的分析,有更强的理论性。记得当时还推荐给不少朋友读。

阿伦特是对当下中国有着特别意义的思想家,但她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她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她对极权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研究,她所揭示出的“平庸的恶”,在彰显着我们至今未能走出的处境。然而在这处境中,我们依然是有希望的,我们仍可循着阿伦特的线索进行最后的反思,对抗“道德的败坏”并“积极生活”。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资源。此外,阿伦特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那就是她对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的追究:为什么像斯大林主义这样的骇人听闻之物会产生于代表着西方最人道的政治理想的激进运动?而且,这场运动中还包括了许多品德高尚令人钦佩的人物?这同时又是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特殊的道德问题:由于左派极权主义的恶行与极端政治理想主义相联,导致了许多误入歧途的“革命同路人”去宽恕这些罪行。这里,马克思主义自身隐藏的思想陷阱又是如何通过复杂的环节连接到列宁—斯大林主义,转换成席卷20世纪的左派极权主义的?这些,都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的巨大工作,这些工作散在《人的境况》、《论革命》、《过去和未来之间》以及大量的手稿中。再读阿伦特,实在是非常必要的。玛格丽特·卡诺凡所著的《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是2012年很有分量的政治学出版物,此书令人信服地帮我们梳理了阿伦特最重要的作品和她的思想逻辑,可惜,关注不够。

思想和历史

北京三联隔了十年再出“公共论丛”第八辑,这份从容的姿态令人佩服(虽然也可能是编者的原因),完全没有急急忙忙似乎明天太阳就不再升起的焦虑。但我们满大街去看,从容二字几乎绝迹,人人都那么“进取”、“焦虑”。好像这不是盛世,而是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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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24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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